对口援滇，发挥优势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胡雅龙：现任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党委书记。2003年8月至2012年4月任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副主任、巡视员，分管过对口支援、区域合作、企业服务和政策研究工作。以下是他关于援滇工作的口述回忆。

采访｜黄金平陈克涛

整理｜陈克涛黄金平

图片提供｜胡雅龙

时间｜ 2016年2月24日

一、全球扶贫大会上唯一的中国案例

沪滇两地的交往与合作可谓源远流长。20世纪60年代结合“三线建设”，上海就在云南建了工业项目。20世纪70年代，很多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到了云南。 1979年中央边防工作会议后，沪滇签署有关经济技术协作的商谈纪要，已经建立了部分对口协作关系。1996年，中央决定上海与云南建立对口支援关系，3 月，云南省主要领导率团来沪考察，双方确定，要在扶贫攻坚、人才、经济、科技、金融和联合走向东南亚等方面加强合作。同年10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率 领由60多名局级干部和117名企业家及各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赴滇，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对口帮扶、加强经济协作的会谈纪 要》。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后来还制定了沪滇对口帮扶协作的三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工作机制。

我2003年下半年到市合作交流办工 作，分管对口帮扶工作，一直到2007年年底。分管帮扶工作后，熟悉情况自然是从调研开始。调研过程中发现相较云南的贫困面，上海当年的帮扶资金显得比较 有限，这就必须作出自己的特色，发挥上海的优势，树立典型，以点串线，以线带面。扶贫项目一定要重心向下、进村入户，这两句话与如今提的精准扶贫不谋而 合。其重点在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四个基本，即基本生产、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和基本教育。云南70%是山区，贫困乡村基本上在深山里，村与村距离远，即使在这 个村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村，然而因山路多且崎岖不平，蜿蜒曲折，步行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确定的思路是采取“整村推进”的办法，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规 划，以自然村为单位实施推进，将一个个村连成线、形成片，项目不要分散，集中有限的资源，将这些自然村、行政村的问题逐一解决。

那整村推进抓什么呢？我们提出“三个同时推进”的思路。

一是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同时推进。云南有一些少数民族我们称其为“直过民族”，即新中国成立前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 于自然和地理的原因，那么多年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无多大改观。我们到西盟县的一个村考察，这个村与缅甸仅相隔一条山沟，风光旖旎、山清水秀，但经济却非常落 后。村民住的窝棚是用树枝架起来的，墙壁是用竹子编的。

当年云南贫困村民家徒四壁的生活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村作为重点，叫上海白玉兰扶贫重点村，将资金集中于此，帮其解决“四个基本”问题。我们发现，虽然对云南扶贫力度很大且有成效，但经常 出现返贫现象。其原因各异，有因灾，因病，因学，甚至还有因兽致贫的——因为要保护动物，不能猎杀，山上野兽吃掉或者损毁庄稼，村民因歉收而致贫。所以解 决温饱后，一定还要巩固成果。巩固成果，就是要发展生产，就是把授人以鱼变为授人以渔。

上海捐赠给白玉兰扶贫重点村的物资

二是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同时推进。一定要让农民有增收的项目，而且要使生产与市场接轨。对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将养殖业、农业、农产品加工业 作为重点，帮建畜牧场，养奶牛和猪，将上海最好的奶牛、母猪运过去；帮种植大棚蔬菜；帮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如苗绣，加工民族服装。再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打开 市场。农民增收了，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推进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就是现在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说， 在做每个重点村规划时都会考虑建学校和卫生室。我们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每个卫生室都按标准规范建设。

上海援建的云南六家山上海奉贤希望小学

三是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同时推进。扶贫、脱贫从根本上还是要靠自力更生。我们不能止于帮其发展生产，还要考虑人力资源的长期发展问题，比如说教 育、培训等。但短期内如何应对？我们决定从培训着手，主要针对农民和扶贫干部及乡村教师。在村里、在省里办培训班，也请他们到上海来，还有的到国外去办。 当年网络还未普及，我们在乡村学校搭建卫星接收系统，可以直接收看上海名师的讲课实况。

上海援滇“整村推进”扶贫的项目介绍

当时，由于贫困面太大，仅靠上海的帮扶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经过调研、实践，总结出了这样一套帮扶经验，令人欣慰的是帮扶效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贫困 人群的好评。2004年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时任总理温家宝出席大会并作报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介绍了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经验。这是那次大会上 唯一的中国案例。

二、上海对苦聪人的帮扶

苦聪人，是拉祜族的一个分支，人口较少，云南是其相对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 历史上因战争和灾难等，他们逃至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上居住。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府动员搬至山腰，但生存条件依旧很差。国务院扶贫办希望上海能帮扶苦聪 人。2006年跟随市领导去云南调研的时候，我单独带着几个人去苦聪人所在地镇沅县。去的路十分艰险，一边的两个车轮靠山，另一边两个轮子的下面就是悬 崖。到那边看了以后很震撼，“因兽致贫”我就是从苦聪人那儿听来的。考察回来后，我当晚就起草了报告，介绍苦聪人的基本情况，并对如何帮扶苦聪人提出了建 议。

基本情况明晰后，就要对症下“药”了。考虑到山腰坡势陡峭，并不适合生存发展，所以决定易地安置，让他们搬下来。搬下来，首先要解 决土地问题，由于云南山地多，土地资源很是紧张。其次，搬下来后要建房子，还要有能够维持生存的耕地。根据这些具体情况，我们积极与云南方面开展合作，易 地安置才得以顺利推进。

上海为苦聪人异地搬迁建设的安置房

房子建好后安排苦聪人居住。我陪市领导去探望一位即将搬进新居的老太太，给她送了些钱和被子、衣服等生活物资。她见到市领导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现在 谁是毛主席？”有种桃花源中“不知魏晋”的感觉。一方面说明消息闭塞，不了解国家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帮苦聪人建的房子是一户人家两层，还有养猪、养鸡的院子，基本的配套都全了。我们也要求县里把好关，房子要给最贫困、最需要的人，要公示。实际上，不仅对苦聪人的帮扶如此，整个援滇工作中我们都坚持这样的工作原则。

市领导曾问我，对口帮扶云南对他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帮助。我算了一笔账，我们援滇的资金、资源占国家和省里扶贫资源的份额并不大，加之贫困面太 大，扶贫资金分到每个村就更少了。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从实际出发，虽然没有能力全部解决云南的贫困问题，但可以利用上海独有的优势、好的理 念，做典型，得到认可后整省推广，也就是前面讲的“四个基本”“三个同时推进”。

到处可见的标语表达了云南人民对上海的感激之情

最关键的是，这套理念与实践，得到上至国家、云南省相关部门，下至云南当地民众的认可，这也充分说明，我们对口帮扶工作的探索是有价值的，有贡献的，而且这么多年坚持这样做下来，实践证明也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