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前夜,阿克苏迎来了上海首批对口援疆干部

来源: 党史镜报     作者:严爱云 方城等     更新时间:2020/07/27 14: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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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提明牙生: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6年10月-2000年7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正值上海对口援疆工作开展初期。以下是他的口述回忆。

  采访|严爱云方城许璇

  整理|许璇龚思文

  时间| 2016年8月18日

  一、阿克苏与上海的情谊源远流长

  阿克苏地区和上海市有悠久的往来史。

   20世纪60年代,5万多上海支边青年到阿克苏地区,参加阿克苏的开发建设。他们当年进疆的时候,条件异常艰苦,走的是“土路子”,坐的是拖拉机或马 车,进疆的艰辛历程,被他们风趣地称为“三跳”:“路上车跳”“车上人跳”“人的肠跳”。支边青年们在当地的生活生产条件也特别差,住的是“地窝子”,喝 的是地表水,甚至没有任何生产工具。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在阿克苏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屯垦戍边,奉献青春年华。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支边青年和阿克苏的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刻的情谊。因此,可以说阿克苏的各族人民对上海人民的友谊和感情是源远流长的。

  上世纪90年代,按照中央部署,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省市,对新疆进行对口支援工作。第一批援疆工作是1997年开始启动的,当时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的干部来自上海市和河南省。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对对口支援工作非常重视,要求援疆干部的选派一定要“好中选优”,所以第一批23名干部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精兵强将”,包括党政管理干部、企业管理干部、医生和教师。

  1996年至2000年,我任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期间,正值上海对口援疆工作开展初期。

  我至今记忆犹新,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飞抵乌鲁木齐后,我和当地的几位干部一起到乌鲁木齐迎接,陪着他们乘了两天两夜的汽车,于1997年2月20日到达阿克苏市。

  第二天正好是元宵节,晚上地委、行署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就这样,阿克苏在节日的欢乐气氛当中,迎来了第一批上海的援疆干部。

  二、放下行李直接上岗

  2月22日,援疆干部们进入各自的岗位投入到工作之中。

  根据中央统一安排,上海负责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的“两县一市”,即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和地区的部分单位。

  援疆干部们放下行李后,不是先熟悉人,也来不及熟悉环境,而是直接上岗位。医生们接待急诊病人,直接上了手术台。老师们马上就进教室上讲台讲课。企业管理干部们马上就了解本企业的情况。党政干部立马深入一线,了解、体察民情。

   在1996年至1997年间,新疆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非常尖锐,阿克苏地区也发生过多起暴恐事件,这不免会引起上海援疆干部家属的关注和担心。所以地委 研究决定:每年由一位地区领导带队,各县领导、地区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党政代表团到沪访问时,要对援疆干部进行慰问。1999年夏天,趁着孩子们放暑假, 我们邀请援疆干部家属们来阿克苏待了一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当家属们亲眼目睹了各族人民对新疆、对上海的感情,目睹了当地党委、政府对援疆干部的爱护, 也目睹了他们的亲人对援疆工作的投入与热爱,便渐渐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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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建的阿克苏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三、一个人带出一个团队

  在援疆的过程中,干部们始终坚持敢于担当的精神,不是敷衍了事,更不是想在这儿“镀一点金”,以备回去后提拔。他们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援疆干部中有一位上海医疗系统的博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被安排到阿瓦提县医院。县医院的条件比较差,设备缺乏。为尽可能帮他创造施展才华的平 台,我们想把他调到地区人民医院,但他仍然坚持留在阿瓦提县医院工作。他说:“虽然这儿硬件条件差点,但我选择三年待在这儿,我会尽量创造条件把队伍带出 来。”他一对一地带当地的医生,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在他的带领下,阿瓦提县医院的医疗水平很快上升了一个台阶。

  援疆干部一个人,带出的 往往是一个团队。有一个突出的例子,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B超室来了一位瑞金医院的援疆医生名叫詹维伟。他是搞微型器官B超的,比方说眼角、心脏等器 官。我们地区医院原来没有人掌握这项技术的,也没有用于做微型器官B超的探头。詹医生来了以后,设备优化了,技术改进了,更重要的是把人培养起来了,从某 种意义上讲,就是建立了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现在,阿克苏地区人民医院的微型器官B超水平已经很高了。

  四、这里人都知道医院是上海援建的

  上海对口支援工作对当地的各项事业的推动作用很大。我们把阿克苏地区规划设计院院长的职务也交给了上海援疆干部,由他们来组织人手,选派规划设计和工程人员。阿克苏地区规划设计院的设计水平一下子提高到一定层次。

  援疆干部在新疆和上海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成为两地友谊的使者。援疆干部负责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学校、每一条道路、每一所医院、每一所农民的安居房,都传递了一种友谊、一种关爱,这些都是花再多的钱买不来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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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我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南疆考察,到叶城时,副委员长看到叶城县维吾尔医医院建得非常好,感到很高兴,就问是谁建的,他们回答,是上海援建的。叶城人民都知道维吾尔医医院是上海援建的,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随着援助工作的深入推进,各行各业相互往来与日俱增。

  1998年5月,我带领地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行到上海考察访问。黄菊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使我们倍感荣幸;组织部部长罗世谦同志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先后三次会见了我们代表团……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上海市委对援疆工作的高度重视。

  其实我们知道,90年代上海的自身发展也面临一些瓶颈和困难,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仍然坚决服从中央部署和要求,充分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来支持新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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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会主义大家庭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口援疆工作的开展,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党的民族政策,对口支援工作是不可能开展起来的。援疆工作的成就,让我们加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对口支援工作,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和谐的主流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援疆干部在此过程中,了解了边疆地区,了 解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人文风俗;亲眼目睹、亲身体会了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屯垦戍边的付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所作出的贡献。

  同时,援疆干部们经受住了从优越条件到艰苦条件、从熟悉岗位到陌生岗位、从家庭生活到单身生活、从上海人到阿克苏人“四大转变”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展现了上海援疆干部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整体形象,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