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3，这10多位闵行干部曾扎根西藏

  对口支援西藏，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援藏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科学指引下，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各有关省市和中央单位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前所未有，援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拉开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序幕；1995年5月17日，上海首批援藏干部踏上前往西藏日喀则的万里征程。1995年至2013年，闵行区共6批次13名干部前往西藏开展援藏工作。

  2012年，闵行区建区20周年之际，闵行报社记者曾专程奔赴闵行区对口支援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江孜县实地采访，并与昔日的援外干部等深入交流，希望能向读者展示这群平凡又特殊的闵行人的风采。2024年，正值对口支援西藏工作30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当年这篇报道。

  有志而来 有为而归 一生难得 终生难忘

  有人说，他们有点“傻”。放着最发达地区驾轻就熟的“乐官”（快乐当官）不做，选择到最欠发达地区去做三年充满挑战的“高官”（高原当官）；在上海，时刻能与世界新潮同呼吸，在西藏，却是连最基本的呼吸都那么困难。

  他们坚定地说：我愿意！

  有人说，他们真的好。在雪域高原“三个不知道”（睡着没睡着不知道、吃饱没吃饱不知道、生病没生病不知道）的艰苦状态下，他们只知道努力地克服困难、拼命地工作。

  他们淡然地说：应该的！

  我问他们，援藏三年，感受如何？

  他们深情地说：有志而来，有为而归！一生难得，终生难忘！

  进藏为什么

  “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援藏？”这个问题，我抛给了采访的每一位援藏干部。

  得到的答案多是：根据国家需要，服从组织安排。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方针。

  1995年，时任陈行镇镇长的王胜扬出任日喀则江孜县委书记，成为上海、闵行第一批援藏干部。

  当年3月27日晚，王胜扬接到电话请他次日务必去区委组织部一次。王胜扬表示，我已安排去镇江看陈行籍的新兵，但电话那头说：“要让你去当‘新兵’了，组织部动员你报名援藏。”

  电话挂断，王胜扬陷入了沉思。

  妻子徐金凤说：“从家庭来说，是离不开你的。如果组织上决定你到西藏去，我总归支持你！”

  于是，王胜扬不再犹豫：“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

  与王胜扬、施汉荣等第一批干部“两眼一抹黑”地援藏不同，之后几批干部，援藏前多曾踏上过雪域高原。

  林湘去慰问援藏干部后不久，成了第二批援藏干部总领队；汤忠心1997年去探望援藏干部，10年后自己成了江孜县委副书记……

  第六批援藏干部、现任江孜县委书记张伟说，或许冥冥中注定，我与西藏有缘。2004年和2007年，我曾两次随闵行区党政代表团来慰问第四批和第五批援藏干部，2010年，自己成了第六批援藏干部。

  “说家里没困难，是不可能的，孩子小、同住的父母身体不好。但组织决定了，我就坚决服从。”张伟说。

  到江孜工作后，张伟的感觉与前两次来藏完全不同：以前是夏季来，含氧量相对高（记者翻阅7月16日的《拉萨晚报》，当天的含氧量指数也仅为64%，江孜更低些），但到了秋、冬和春季，气候条件就恶劣多了。说实话，最好躺着不动，一动就给颜色看。

  第二批援藏干部王备军坦言，去日喀则之前其实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想着能为西藏发展尽点力，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或许正是因为想法简单，所以哪怕让当时已是副处级干部的王备军“高职低配”，临时出任正科级的日喀则地委秘书长助理一职，他都毫无怨言。

  “援藏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感恩。”一位援藏归来的闵行干部曾这样对藏族同胞说，“因为你们的坚守，才没有发生类似100年前英军入侵的事件，才保证了内地改革开放有稳定的环境；因为你们的坚守，让我们过上了比你们富裕的日子；因为你们的精神、奉献，我们有责任和你们共同建设家园。”

  三年的援藏经历，在人生旅途中是短暂的，但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第三批援藏干部马顺华，用“荣幸”来概括自己担任江孜县常务副县长的经历。他说，闵行区240多万人，至今仅13人有机会援藏，这是何等的幸运。

  在藏干什么

  援藏是一种历练，这种历练始于感动。

  第五批援藏干部汤忠心在《珍贵的记忆，永远的江孜》一文中留下了如此文字：

  “第一课”便是一生从未见过的场景。进入日喀则，十里长街、万人空巷的欢迎队伍，看得出他们已是习以为常，但对我而言，眼睛很快湿润了——这是一种敬重，更是一种期盼；是一份诚挚，更是一份希望！

  同样的场景，还在江孜继续！……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这是怎样的一群人，这是怎样的一份情，我将何以报答！

  汤忠心感动之余，就要付诸行动。但援藏，首先的工作不是做“人”，而是做“天”；或者说不是做“别人”，而是做“本人”。在西藏，能深刻体会到，“人定胜天”有时只是一句自我激励的话。

  “吃不下，睡不香，病怏怏”，这是在高原的真实写照，甚至连植物亦如此。在江孜，随处可见因氧气不足而“静脉曲张”的柳树叶。

  第六批援藏干部、江孜县江孜镇党委书记徐炜岲说，自己的体重就像“过山车”。西藏10个月，体重减5公斤；回上海两个月，恢复原状；重返江孜再降……

  小徐的体重，用一句广告语形容，即“上上下下的享受”。而此前闵行的一位援藏干部，三年间体重降了10多公斤，堂堂七尺男儿返沪时仅46.5公斤，这可是让爱美女性“羡慕嫉妒恨”的体重啊。

  相对于体重，更大的变化来自健康。每年回上海体检，援藏干部的报告上，“+”号一年比一年多。有一次体检时，因王备军的血黏度太高，抽血怎么也抽不出来，弄得华东医院的护士比王备军还紧张。而党代会期间，张伟是打着杜冷丁才坚持作完江孜县委工作报告的。

  “援藏就是选择坚强，选择牺牲，选择奉献！”援藏干部们说，“援藏三年，第一年靠身体，第二年靠药物，第三年靠信念”。

  建设江孜闵行中学和宗山广场、在日喀则新建26所中心乡医院，举行江孜历史上首次土地拍卖、修建西藏第一座县级公园和第一座县级标准化幼儿园、完成江孜县自来水工程、推广新农村和新城镇建设……

  1995年至今，在六批闵行援藏干部的接力下，一个个百姓看得见、得实惠的民生项目、民心工程，在藏族同胞中传诵。

  “六批援藏各有侧重点，第一批为希望工程，第二批为健康工程，第三批为基建，第四批为民居，第五批为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的‘两个倾斜’（援藏工作要向农牧区倾斜、向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倾斜），第六批为新农村和新城镇……”，有援藏干部如此概括。

  在西藏干什么？正如汤忠心所言，一定程度上我不代表我，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代表的是闵行、是上海。

  回眸17年，“承前启后、沪藏互动”是闵行援藏的一大特点。一位援藏干部说，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是要对得起西藏，对得起大后方与组织，也要便于继往开来。每一次交接时，我们都会深入交流，上一批会真心诚意地把经验、心得甚至教训、提醒等，毫无保留地告诉继任者。

  而来自“娘家”闵行，从区四套班子到各街镇工业区、委办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让援藏干部的工作更加“如鱼得水”，没有后顾之忧。闵行区每年都会派出多个代表团赴藏慰问。见到“娘家”来人，在援藏干部看来是最开心的事情。而遇到困难，更会得到组织的积极响应。

  区委组织部干部科的同志告诉记者，在推荐援藏干部时，市委组织部通常要求各区县和相关单位按照3:1的比例上报人选供选择。近年来，市委组织部很信任我们，基本都选择我们推荐的第一人选。因为，闵行干部信得过！

  为藏留什么

  “2001年我到江孜时，当年整个西藏的财政收入与七宝镇差不多，而两者的面积相差6万倍”，马顺华说。

  西藏缺资金，但更缺的，是人才，是理念、思路和体制、机制等。

  有领导这样说过：西藏的今天靠经济，明天靠科技，后天靠教育。在藏族同胞占总人口九成的西藏，未来更依靠自我“造血”机制。

  第一批援藏干部施汉荣回忆说，1995年到任后调研发现，受制于中学规模，江孜只有约十七分之一的孩子能进入中学。我们立即向大后方汇报，闵行区领导立刻拍板：建设江孜闵行中学，费用全部由闵行承担，首期300万资金马上落实。

  “2003年，我们和上海闵行中学建立了兄弟学校关系，并成为了闵中教育联盟的一员”，说起变化，江孜闵行中学校长次仁多吉满脸兴奋。“至今，共有9批56位优秀教师前往上海闵行中学交流。今年，我们中考成绩在日喀则农村中学中名列第一。而在英语试点班中，学生的平均成绩从30多分跃升到60分以上。”

  上海闵行中学校长余安敏告诉记者，如今，区里每年都会安排一笔援助江孜闵行中学的专项费用，用于两地教师的交流等，使上海闵行中学与江孜闵行中学遥相呼应。江孜的教师在闵行中学期间，更多的是情感上的真诚交流，业务上我们并不“马虎”，有专门的培训方案，专门的带教教师，专门的学习研讨，让江孜的教师与闵中的学生、教师互动和联欢，并在闵行以及周边城区进行充分互动，今年还推行了沪藏两地的视频互动。

  闵行的支持，并不限于区级层面。江孜县委书记张伟告诉记者，得知江孜存在着“因学致贫”的情况后，莘庄镇毫不犹豫拿出资金资助江孜考上内地大学的学生，4年间每人最多可拿到9000元补贴，目前已有30多人受益。

  在闵行区讲师团赴江孜培训开班仪式上，即将离任的江孜县分管农业副县长次仁拉着记者，直夸援藏干部的新思路，感谢闵行区派出赵秋华、张采峰、姚志龙等农牧科技专家送来宝贵经验。

  第六批援藏干部来到江孜后，大力发展农村的家庭养殖业和蔬菜种植业。张伟说：“这里长期靠天吃饭，群众不愿花功夫，我希望培养出致富标兵，用市场手段、标兵的示范来代替说教，效果更好”。

  记者注意到，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中，相当部分是各乡镇的干部，灌输新理念就要从领导开始。

  在江孜，只要稍加打听或留意，就能发现闵行的影子：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大联动等雏形。

  江孜不惜投入数百万元，提升基层党建水平、加强基层组织培训、解决党员的脱贫和就业。在张伟看来，基层困难党员脱贫致富了，能进一步提高党在当地的吸引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如今，江孜县的主干道和重点区域的面貌，甚至超过了日喀则。当地干部告诉我，两件小事让大家对援藏干部刮目相看：其一，去年起整治路边乱停车，第一个处理的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其二，自治区相关部门的车辆在江孜乱停，照样被卸下车牌予以警告。

  离藏得什么

  “东风西渐浦江暖、三年援藏志可展”“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忘吃苦”“有志而来、有为而归”“一生难得、终生难忘”“满足了才会幸福，不计较才会快乐”……援藏干部纷纷敞开心扉、流露真情。

  1998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孟建柱在为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归来时出版的《雪域高原一千天》一书作序时写道：三年的付出是巨大的，但回报也是丰厚的。援藏干部在西藏这所独特的社会大学校里，在藏族干部、老进藏干部手把手悉心培养下，经受了考验，学到了许多在沿海地区学不到的本领。

  原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共日喀则地委书记平措曾概括援藏干部的七种精神：不怕艰苦的拼搏精神、注重实际的务实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关心群众的奉献精神、政治坚定的无畏精神、严于律己的自觉精神、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

  结束援藏返沪时，马顺华还收获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毕业证书。援藏前不久，他刚报考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班。到西藏后，马顺华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自学，每年七月赶到拉萨，参加为他和另一位援藏干部专设考场的夏季考试，次年一月回上海休假时再参加冬季考试，如此三年，完成学业。

  王备军说，西藏三年，丰富了人生阅历，磨炼了意志、增强了责任心与韧性。如今，工作再苦再累，我只要与西藏一比，马上就觉得不在话下了。更何况，比起市领导杨晓渡等在西藏工作20多年的老进藏干部，我们吃的苦少多了。

  听援藏干部回忆往事，是一份难得的享受。

  “我们比别人多了一份珍藏，更多了一份人生激励。我为江孜留下的太少了，因为我从江孜得到的太多了。”听汤忠心这么说，我很能理解，因为在其办公桌上、茶几上，随处可见西藏的元素，我能感受到他收获的职业幸福感和事业归属感。

  在返沪前夕，一位援藏干部如此写道：有一种生活，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如果没有品尝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如果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乐趣；每一次开始都是一个希望，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种挑战——援藏无悔。

  我问这位干部，如果有机会再去西藏工作，你是否愿意？

  “我愿意！”他坚定地说，“我还希望，退休后有机会到西藏做志愿者，再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百年以后，我希望能将骨灰埋在江孜上海公园的树林里……”

  本文发表于2012年7月27日《闵行报》

  “来了就是西藏人，一心干好西藏事”“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一批批援藏干部把动情的口号，写在援藏指挥部和公寓宿舍、践行在广袤无垠的雪域高原。

  新形势下，面对援藏工作这一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平级择优选派要求，注重从优秀年轻干部中推荐选派干部，持续充实和加强援藏干部人才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重要组织保证。

  面向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中，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